闲来无事，漫谈一则。国内科研工作者中不乏一些潜心科研并做出一流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但遗憾的是不止一位此类科学家本人及其成果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是通过国外的认可而进入国内公众的视线。下面列举几位：

[1]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李爱珍研究员，凭借其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杰出研究工作，2003年当选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工程科学奖，2007年5月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国内，李爱珍研究员先后参加2001、2005年的科学院增选和2003年的工程院增选，均落选，最终无缘国内的院士头衔。

[2] 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员，2011年获美国拉斯克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而在国内，这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却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认可。

[3] 湖南农业科学院袁隆平研究员，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稻之父。在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前，已经获得诸多国际大奖。2006年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隆平在国内获得院士头衔的历程也较为坎坷，1994年以前曾经三次申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均落选，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湖南省第四次推荐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最终当选。

这几个例子都是“国内开花国外香”的代表。我并不想评价院士选拔机制，倒是想谈谈科研评价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而言，可能竞选院士的机会几乎没有，做到“院士”级别的科研成果也希望渺茫。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烦恼，也需要冲基金、拼项目、发论文，时时刻刻都要接受评价，而且更主要依赖国内的科研评价。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而言，科研评价的不合理虽不至于人神共愤，但对国内科研长久发展为害尤大。

1. 科研评价的不合理不仅仅是机制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心，机制上的问题好改，文化上的问题很难办。各个层面的评审工作在程序上都绝对民主，每个评审人都有独立的表决权。然而往往在这种公平的评审现象中，我们总能发现一些不公平的评审结果。期望那些科研工作者在评审工作中能保持对科研的敬畏与认真，不要让埋头做事的老实人吃亏，要善于发现别人工作的价值。

2. 科研评价不能重视理论研究而轻视应用研究。好的研究工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理论上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二，具有广泛的应有价值。然而在实际评价中，前者更容易受到青睐。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工作，可能需要付出大量的实验研究，但不一定能支持很炫的论文形式。因此，在评价过程中，习惯于用研究论文来评价研究成果的方式，往往会对后者给出不公正的评价。当然，二者兼备的工作就更完美了，可是哪里有那么多完美的研究啊。

3. 科研评价不能以数量代替质量。当今的科研评价几乎演变成了一项计量工作，列入某种检索的论文数量，申请专利数量等等，基本上就和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直接挂钩。其实，真正有创见性的研究工作即便只有一项，也足可扬名立万。平淡无奇的研究工作，即便有数百篇SCI也不过是沧海一粟。